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75）丨将中国哲学纳入世界哲学的视野中——专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杨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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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形上学”既基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又以世界哲学背景下的多重哲学智慧为理论之源

·中国哲学中的不少概念是其他文化传统所缺乏的，这些概念有助于推进对世界以及人类生活更为深广的理解

·我们需要形成更为宽广的视野，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纳入世界哲学的视野中，这样，哲学的建构才可能具有理论意义

·“学无中西”的眼光说到底就是一种世界文化的眼光，背后所体现的是对世界文化的尊重

·中国哲学应当积极参与到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之中，应该到世界的舞台上去亮相，进入世界哲学的共同体之中

人

物

简

介

杨国荣，浙江诸暨人，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一级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国际形而上学学会主席、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SCP）前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等，出版《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道论》《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人与世界：以事观之》《杨国荣讲王阳明》《思与所思：哲学的历史与历史中的哲学》《庄子的思想世界》等学术著作20余种，多种论著被译为英、韩、德等文字在国外出版或发表。

川观新闻记者 栾静 王晋朝

在杨国荣上海寓所的客厅里，木质书架从地板直抵天花板，仿佛一座微缩的哲学史长廊——从泛黄的《周易注疏》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从王阳明的《传习录》到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层层叠叠的文献间藏着一把理解中国当代哲学发展的钥匙。

作为国际哲学学院（IIP）第二位来自中国大陆的院士，他以“具体形上学”理论打通中西哲学脉络，更以对“事”概念的创造性解构，为现代人理解存在之意义开辟新径。

杨国荣（左）与川观新闻记者。

“哲学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扎根于‘事’的土壤。”这位少年时代就研读《资治通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江南学子，将“史”与“思”的思辨播撒深耕，也将中国哲学的“事理”传统与西方哲学的存在主义理论熔铸一炉，构建出独特的哲学体系。

从建筑公司的装卸工人到国际哲学舞台的“摆渡人”，杨国荣的学术轨迹折射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跋涉——他亲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思想激荡，在冯契先生“智慧说”的引领下重释心学传统，又借牛津访学的契机将分析哲学的方法论引入中国哲学研究。

“书房是思想的战场，客厅才是哲学落地生根的地方。”夕阳掠过他鬓角银丝，在客厅地砖上拖出细长的影——那是一个把半世纪光阴酿成哲思的身影，在人间烟火的客厅里，守护着通向智慧的门扉。

治学之路：从弄堂少年到国际哲人

1957年，杨国荣出生于上海。不过，他的童年时光大部分是在浙江诸暨度过的——这片曾孕育王冕、杨维桢等文化名士的土地，似乎也为他的哲学之路埋下了伏笔。

“我舅舅是‘三八’式干部，那时几乎借光了他的书。”小学二年级杨国荣回到上海，他回忆在舅舅的书架上，自己尤爱《资治通鉴》等史籍。

“历史中的人事变迁、兴衰更替，让我对‘人何以存在’‘文明何以延续’等问题产生了朦胧的追问。”这种对历史纵深感的体悟，成为他日后哲学研究中“史思互鉴”方法论的萌芽。

“那是一段逢书就读的岁月。那些文学作品和包括历史、经济、哲学在内的理论读物，抓到都读。”杨国荣回忆，中学时代，他偶然读到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被他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命题深深吸引。尽管当时对黑格尔辩证法、康德认识论等概念一知半解，但他已开始尝试用哲学视角解读历史事件。在阅读中拓展思路，在先贤的哲思中辨析出自己的思维轨迹，无论是王安石的新学，还是三苏的蜀学，都成为杨国荣获取的养料。而这种将历史事件置于实践框架下分析的思路，隐约可见后来“事哲学”的雏形。

杨国荣在世界哲学大会上作主题演讲。受访者供图

杨国荣的青年经历，浓缩着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汗水与思辨中求索的过往——1976年，中学毕业的他被分配到一家建筑材料公司当装卸工，汗水与尘土的“事上磨砺”为“劳动创造价值”的哲学意涵添上了一笔更为深刻的注脚。

1978年，杨国荣以优异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在冯契油印本讲义《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的吸引下，两年后选学业方向时，他毅然选择哲学专业，数年后成为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的首位博士生。冯契倡导的“哲学史与哲学研究相统一”方法论对他影响深远。杨国荣曾回忆：“冯先生讲庄子‘庖丁解牛’，不仅分析文本，更让我们思考如何将‘依乎天理’的智慧转化为现代认识论。”这种将古典智慧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治学理念，成为他日后构建“具体形上学”体系的重要根基。

在冯契指导下，杨国荣的博士论文《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突破传统理学研究范式，首次系统梳理从王阳明到熊十力的心学演变脉络。冯契在评语中写道：“此作非止于史述，更见哲学问题之提撕。”这种史论结合的治学风格，在杨国荣1991年5月33岁被破格晋升教授后得到更充分展现。他继承冯契“智慧说”传统，又引入分析哲学的逻辑严密性，形成独具特色的“以史入思、以思观史”研究路径。

2005年，杨国荣（右）与冯契。受访者供图

青年时代的多元经历——从历史阅读的启蒙、农村劳动的实践体悟，到搬运工生涯的现实观照——共同塑造了杨国荣哲学研究的多重特质：历史的纵深感、实践的导向性以及中西会通的全球视野。

“哲学是对世界的追问，也是对自我的省察。”面对西方学者“中国有无哲学”的质疑，他从容回应：中国没有西方的“philosophy”概念，但这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哲学。从先秦开始，中国哲学就以“性与天道”为追问的对象，其中便包含普遍的哲学问题：性涉及人性以及人的存在，道则关乎世界原理，与之相联系，“性与天道”关切的问题，便是如何理解人、如何理解世界，这正是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的特殊贡献。

“以事观之”：解构人与世界的哲学密码

谈及杨国荣的哲学思想，“事”是一个绕不开的核心概念。在他看来，“事”不仅是人的活动，更是世界意义的生成之源。

“同一朵花，开在深谷无人处，与开在你家窗台下，有何不同？”面对记者提问，杨国荣用王阳明的典故作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这个充满诗意的回答，正是他对“事”的生动注脚——

在建筑公司当搬运工时，杨国荣就发现：仓库里的麻袋，在账本上是“货物”，在工人肩上是“生计”，在哲学家眼中却是理解世界的钥匙。“‘事’就像棱镜，让‘物’折射出不同意义。本然的存在因‘事’而成为现实世界。人通过‘事’与‘物’打交道，‘物’的意义在做事过程中被不断敞开。”

“西方哲学家总在纠结‘存在是什么’，中国人更关心‘存在如何显现’。”杨国荣以荀子“不事而自然谓之性”为起点，区分了“自然之物”与“事成之物”：

“前者是未被人类活动触及的野长城，后者是融入生活场景的居庸关；前者是未被人类活动触及的本然存在，后者则是通过实践被赋予意义的对象。”这种思想既继承了王阳明“意之所在便是物”的心学传统，又超越了单纯意识建构的局限，强调实践对意义的生成作用。就像物理学家观察粒子运动时，仪器记录的数据已非纯粹自然现象，而是“事”的产物。

就像AI生成的诗歌再美，若没有人类在“事”中赋予价值，就只是字符排列。在“事”的哲学中，科学实验中的物理现象因人的介入而成为“事件”，伦理关系中的“亲子”之情也需通过具体实践才能被感知。这种动态的、实践的视角，为破解西方哲学中“主体—客体”二元对立提供了中国方案。

杨国荣与辛格教授。受访者供图

杨国荣进而解释：与以往哲学家“以物观之”“以心观之”“以言观之”不同，“以事观之”，才能真切地理解现实的世界和现实的人。我们所要把握的，并不是人之外无法达到本然世界或洪荒之世，而是现实世界、真实存在。离开了人做事的过程，也就没有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中国哲学所说的“赞天地之化育”实际上已有人参与了现实世界的生成的观念，而这一参与活动具体就展开为广义上人做事的过程。通过对“事”的深入分析，我们能更真切地把握人和世界的本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避免抽象和空洞的理论探讨。

“中哲西渐”：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

面对“中国哲学何以成为世界哲学”的追问，杨国荣的回答充满辩证智慧：“中国哲学既是‘中国的’，也是‘哲学的’。它需要被世界承认，但首先要有自我认同。”

在杨国荣看来，中国哲学要走出去，既不能当文化标本，也不能做学术附庸。20世纪90年代，当国际学界还在争论“中国有无哲学”时，杨国荣就带着“具体形上学”踏上国际讲坛——

他将庄子的“齐物论”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对比：“一个以道观之消解差异，一个强调此在个体性，看似南辕北辙，却为理解存在提供了互补视角。”这种“不求同一、但求会通”的对话策略，为跨文化哲学交往提供了方法论。

在杨国荣的书架上排列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该出版社主要致力于出版海德格尔等非英美哲学家的著作）、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等国际出版社为他所作的译著，这也见证着中国哲学的双轨突围。

“《道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等著作被不少学校列为必读参考书。”杨国荣抚摸着相关著作，同时指出，文本译介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激活传统智慧的现实生命力。“中国哲学从‘被解释者’转变为‘对话者’，这背后最强大的支撑是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带来的变化。”

杨国荣著作。受访者供图

但在跨文化交流中，杨国荣特别提醒：“中国哲学不能沦为文化标本。”他以“礼”为例，传统礼制需转化为现代社会的规范伦理，而非机械复刻。这种“创造性转化”正是他提出“具体形上学”的初衷——将中国哲学的智慧注入对人工智能、生态危机等当代问题的思考中。

暮色渐浓，窗外沙沙作响的雨声短暂替代了客厅内的交流。这位年近七旬的学者摘下眼镜笑着说：“哲学永远在路上。”从诸暨少年的初心，到国际学界的回响，他的思考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命题：如何在现代性浪潮中，让中国哲学既守住“根脉”，又长出“新枝”。或许正如他所言：“真正的智慧，既要有追问‘天道’的超越性，也要有成就‘人事’的实践力。”

访

谈

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哲学提供资源

治学路径：史与思是统一的、互动的

记者：您的学术研究经历了怎样的阶段和变化？

杨国荣：我总体上的一个治学路径是史与思的统一，就是历史和理论思考是不能分开的。从治学过程来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主要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为主，但即使是以历史为主，也不是只梳理材料，就历史而历史，而是始终在历史的考察中又渗入理性的观照，这是我的特点。

第二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后，在这一时期，我更注重哲学的理论思考，但同时又留意历史考察。当然，“史”和“思”始终是互动的：第一阶段包含了对历史的理论性思考；同样，第二阶段并非与历史的关注无涉，两个阶段虽有侧重，但非严格分离和对立。

记者：在第二阶段，您陆续出版了“具体形上学”系列著作，“具体形上学”被选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学术理论示例之一，这些著作一以贯之的观点是什么？

杨国荣：进入第二个阶段后，我的研究方向从历史考察转入理论分析，主要标志性成果就是形而上学，我提出了“具体形上学”概念，到目前已经写了6本书了。包括《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道论》《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人与世界：以“事”观之》等5本已出版的著作，第6本《以人观之，走向人性化的存在》即将出版。

这几部著作一以贯之的主脉，就是“具体形上学”。“具体形上学”既基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又以世界哲学背景下的多重哲学智慧为理论之源，其内在的旨趣在于从本体论、道德哲学、意义理论、实践智慧等层面阐释人与人的世界。与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的视域不同，“具体形上学”以存在问题的本源性、道德的形上向度、成己与成物和意义生成的历史过程、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为指向，多方面地展现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的具体性。

总体上，我的思考主要围绕如何理解人与人的世界、怎样成就人与人的世界，试图揭示其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和意义。

记者：“以事观之”不仅是哲学方法论上的创新，更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深刻观照。其核心内涵是什么？

杨国荣：世界上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观念，“事”就是中国哲学特有的概念。这一概念与philosophy类似，在中国哲学中，相关的智慧追求在传统中主要表现为“性道之学”。同样，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都需要做“事”。离开“事”，人本身便难以生存，但用“事”这一概念来表述这类活动，则只有中国才有。

从“事”的角度去解释、理解人类生活，并不是说，作为“事”的人类活动只有中国才有，事实上，西方人对世界的理解和参与，也是通过他们的做事过程来展开的。无论从东方来看，还是就西方而言，人生活于其间的世界都以“事”为本源，在这一点上，东西方并没什么差别。

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哲学有“事”这一类概念表明中国哲学大有可为：中国哲学中的不少概念是其他文化传统所缺乏的，这些概念有助于推进对世界以及人类生活更为深广的理解。

中国哲学应当积极参与到

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之中

记者：如何理解“世界哲学”？

杨国荣：将哲学理解为“世界哲学”，首先与历史已成为世界的历史这一更广的背景相联系。世界哲学意味着超越地域性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世界本身。就哲学本身而言，走向世界哲学，同时意味着回归哲学的本原形态。“世界哲学”也可以理解为智慧的现代形态或者说现代形态的智慧。这样看，它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是同时包含着时间性、历史性的内涵。作为智慧的形态，哲学既超越知识的限度而表现出普遍的向度，又内在地包含着价值的关怀。与之相联系，世界哲学意味着从更普遍的人类价值的角度，理解世界对人的意义。

记者：如何看待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及世界哲学之间的关系？

杨国荣：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都是在各自传统下相对独立地发展的，而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哲学第一次可以在实质的意义上超越单一的理论资源和传统，真正运用人类的多元智慧推进对世界的理解，并使哲学思考本身得到深化。

从狭义上说，当世界哲学与中国哲学相对时，它可能比较多地指西方哲学。就广义而言，世界哲学当然应该包括中国哲学。从更广的意义上看，不仅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属于世界哲学。世界哲学的视域，既没有否定中国哲学之意，也不存在仅仅突出西方哲学的取向。

在当今的时代，中西两大思潮已经相遇，任何哲学的思考和建构，如果仅仅单一地上溯某种传统，都很难有什么生命力。我们需要形成更为宽广的视野，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纳入世界哲学的视野中，这样，哲学的建构才可能具有理论意义，这也意味着从人类认识和世界的视域来考察问题。

记者：“学无中西”是您一直奉行的治学理念，如何理解和践行？

杨国荣：“学无中西”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20世纪初提出的，王国维指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学无中西”的眼光说到底就是一种世界文化的眼光，背后所体现的是对世界文化的尊重。从事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都不能仅仅守着自身的传统，当然也不能匍匐在另外一种传统之下。我们需要有中西文化相互融通的观念，以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和理解不同文化的精髓。

站在世界哲学的高度和视野下反观不同传统，无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今天进行哲学探索的必要资源。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排斥关系，相反，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西方哲学包含丰富的思想资源，可以构成进一步思考中国哲学的重要参考背景。

中国哲学并不仅仅是既定的、历史的东西，它处于生成过程中，具有开放的性质，当代中国哲学同样需要进一步发展，唯有如此，中国哲学才会有新的生命力。我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冯契先生在20世纪提出的主张，即中国哲学应当积极参与到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之中，应该到世界的舞台上去亮相，进入世界哲学的共同体之中。在我看来，对中、西哲学的资源加以会通，是今天思考哲学问题所不可或缺的。

记者：要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国哲学如何提高话语权？

杨国荣：中国哲学的话语权，我认为与两个要素密不可分。一是背景性要素，一种文化形态要获得国际话语权，与这种文化形态背后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综合实力息息相关。这几年中国哲学受到重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综合实力的大幅提升。二是内涵性要素，即真正形成为其他文化形态所承认的创造力量和意义。中国哲学的话语权绝非口号之争，而是依赖于扎实的学术原则，唯有真切地展现自身文化创造的意义和内在力量，才能得到其他文化形态的尊重和认可。

多元路径彰显中国哲学独特价值和魅力

记者：中国哲学如何进一步展现在当今世界的独特意义？

杨国荣：中国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它的独特价值之一在于对人的关注，强调如何成己成人，注重人的内在修养和道德境界的提升。比如儒家所倡导的“仁”，便着重于对人的内在价值的普遍肯定，这与西方哲学首先关注个体权利有所不同，它同时体现了一种对人的关爱和尊重，这种价值取向在当下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中国哲学也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如道家的辩证思维，对于我们理解世界和处理问题提供了多元的视角。

中国哲学不仅仅属于中国。在汲取多重资源、对古老而常新的哲学问题进行创造性阐发方面，中国哲学可能会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哲学不仅具有在历史发展中所积累的丰厚智慧资源，而且具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理论品格，能够以开放的胸襟和心态接纳、汲取人类文明（包括西方哲学）发展成果。历史上，中国哲学曾以此消化、融合外来的佛教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今天和未来，从自身所蕴含的丰厚思想成果以及开放的立场出发，中国哲学同样可以会通西方哲学，进而深化对世界和人自身的研究和认识。

记者：不同哲学形态在现代要展现创造性，在与世界哲学对话的背景下，中国哲学应怎样平衡传承自身传统与实现创造性转化？

杨国荣：中国传统哲学对问题的讨论和表述有自己的特定方式，后者有别于现代形态，从现代看，它在语言形式、问题内涵等方面，都需要加以转化，这也是中国哲学的近代化或现代化过程所无法回避的，如果缺乏现代形态、停留于既有的话语体系，中国哲学与其他哲学系统便很难对话；同时，现代中国哲学也需要形成自己的独特体系，以成为世界范围内百家中的一家。

概要而言，在与世界哲学相遇之后，进一步面临如何对话的问题，这里需要避免三种趋向，一是在西方话语面前亦步亦趋；二是囿于传统，固守“以中释中”，三是仅仅停留在标语口号式的“主张”“要求”之上，空喊“创新”“结合”“自作主张”，却不愿踏踏实实地研究具体问题，以形成建设性的研究结果。

记者：这么多年来，您在哲学研究中始终保持着激情，出版了一系列著作，您是如何保持这种激情和创造性活力的？

杨国荣：从学术角度来说，保持一定的创造力或精力，需要具有学术兴趣。兴趣是成功之母，兴趣是创造之母，如果没兴趣的话，是做不好的。学术兴趣也可以使人在研究领域持之以恒、乐此不疲。当然，学术兴趣与自己的学术积累也具有相关性：没有一定的积累，便会停留在比较贫乏的思想状态，所思所想都会受到限制，难以形成新的问题领域。积累越多，未知的领域越广，兴趣就会越浓厚。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记者：对于正在学习哲学的学生或者年轻的哲学从业者，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杨国荣：除了保持学术兴趣，最重要的还是要以自己思考和学习为主，这是个基本的方向。迄今为止我有100余位学生取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作为导师，较之事无巨细的指点，我承继了我老师冯契先生的风格，更加强调“自学”的意义，鼓励他们勤奋阅读、大胆思考，强调应以自我学习、自我充实为主。

一方面，需要多读中外经典，多以哲学的方式思考问题，形成思维的张力。要透过它们努力学会哲学的思考，懂得真正用哲学的方式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种习惯只能通过阅读重要哲学家的著作而逐渐形成，没有捷径可走。

另一方面，希望大家既要切实关注科学发展、人类命运等各种现实问题，也要高度重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成果。中国哲学可以说是无尽的思想宝藏，其中有很多言简意赅的表述，包含不少令人回味无穷的意义。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张载在阐释“思”和“勉”时，曾概要指出：“勉，盖未能安也；思，盖未能有也。”意即不能仅仅停留在思和勉的状态中，而是需要努力而为、勉力而行，否则可能无法达到自由的化境。年轻人应当以张载之言为鞭策，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后努力践行。

记

者

手

记

以“事”为舟，渡哲学江海

采访杨国荣教授，是在他客厅里氤氲的茶香中开始的。

“我是在高等学校中的自学成才者”，杨国荣在讲述过往求学生涯时的笑谈，让记者印象深刻。

随着采访的继续，这句本是自嘲他进入大学，再到由政教系转入哲学系期间思考、自学的引言，却被分离出了更多的深意——自省、求己、坚持，在实践中探索。

强调“史与思”的统一，践行“学无中西”的宗旨，杨国荣带着多本被列为“理解中国哲学的必读书目”的译作走上国际学术讲台，用通俗的话讲，杨国荣用自己的方式为基于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开辟出来一条联通东西的道路。

这是一种“忍性”。当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学界仍在争论“中国有无哲学”时，杨国荣便带着对于“事”的思考踏上国外讲坛。“我的英文都是自学的‘书本英语’。”虽自嘲如此，他却真正用自己“行事”的忍性让文字翻过山海，将思想的根扎向深处。

采访间隙，杨国荣从书柜中取出了一摞哈佛大学对他的译著。在他看来，文本的“漂洋过海”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让中国哲学从“被解释的标本”变为“主动对话的主体”。这种“不求同一，但求会通”的智慧，对比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便是“事的”实践——让人的“心外之物”瞬间都“明白起来”。

暮色渐沉，书架上的译著在余晖中泛起微光。它们不再是单向输出的“文化名片”，而是成为全球哲学星图中的坐标——这或许正是杨国荣“具体形上学”的深意：以“事”为舟，既摆渡思想，亦联结人间。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

四川日报全媒体出品

统筹：姜明 赵晓梦

第七十五期

执行：杨昕

记者：栾静 王晋朝

摄影：王晋朝

海报：刘津余

编辑：梁庆